在中国传统家庭关系中，“弃夫潜逃”是一种久远的现象，如果把时空置于1937—1949年的北平，会呈现哪些新特征呢？这正是马钊关注的问题。他自2003年起就开始在北京市档案馆等地方查阅民国北京地方法院的刑事审判档案，阅读和抄录各种有关“通奸”“诱拐”“重婚”的内容。2015年，作为马钊在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习的成果，“Runaway Wives，Urban Crimes，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1937-1949”由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出版。十年之后，本书中文版面世，名为《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孔祥文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美］马钊著，孔祥文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5月第一版，78.00元
《弃夫潜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注的是底层女性的经济生活。民国北平呈现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城市现代工业体系极不健全，无法给妇女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同时，战争导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不仅进一步降低了女性谋生的可能，也在不断削弱男性的家庭供养能力。当他们不能履行责任时，家庭危机就产生了。一些婚姻中的底层女性竭力搜寻她们可利用的资源维持生计，有时她们四处游走，还会参与犯罪行为。
第二部分着眼于底层妇女日常生活所处的街巷院落空间。她们大多居住在大杂院，受迫于环境，邻里接触形成互助关系，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交网络。杂院是个混杂的、流动的空间，居住人口经常变化，社会关系随时中断，也随时在产生。马钊指出，居住在同一大杂院的妇女间的联系是薄弱的，但可以给女性困顿的生活提供额外的经济机会和情感支持。
第三部分试图找寻底层女性游移于城市与乡村的身影。一些人不愿意或者不甘心将自己禁锢在有限的院落空间之中，她们主动寻找机会，走出家门。以火车和长途汽车为代表的现代运输工具有效突破了有限的活动半径，为“弃夫潜逃”或女性犯罪提供了更便利的技术辅助手段。同时，这套交通网络将北平与周边集镇密切联系起来，在完善区域市场体系的同时，也提供新的贸易机会与犯罪机会，底层妇女是重要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史料”的形成过程遵循了一个基本原则，越是日常的、普遍的、大众的材料，越容易被忽视而无法保留下来。刑事审判档案中的庭审记录和个人证言记录了很多细节，构建了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底层生存智慧。书中的一些对话场景似乎回到历史现场。马钊提取其中的信息，运用性别史、法律史等视角，将这些凌乱的细节、杂乱的声音文本拼接起来，力图复原她们的生活实态。读者可以借此了解她们的痛苦、焦虑、无助，以及渺茫的希望。这是典型的微观史写作。
如前所述，弃夫潜逃并不是新事物，但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赋予了这一传统行为很多新的时代特征。马钊理解并同情她们的遭遇，强调了那些“犯罪”行为背后的合理性因素，这是一种重构北平底层女性生存伦理的努力。
马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挑战了关于底层妇女只是“被动的受害者”的观念认知。司法案卷中那些妇女的庭审抗辩与逃亡策略重构了其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性。面对困境与压迫，她们并非总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冒险的行为。她们既脆弱，又韧性十足。她们利用城市控制系统的漏洞，游走于传统、习俗、法律和制度的缝隙中，寻找新的生活的可能。
为自己辩护是人性使然，在面对法官时，北平这些女性往往有意构建一套为自身服务的说辞。在1940年代的北平，绝大多数女性将自身划归为依附的角色，“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对于男女双方而言都是共识。几乎所有的底层女性在为自己进行辩护时都会强调丈夫供养能力的不足。
经济因素确实关键，但也不能否认那些潜逃行为背后的情感因素。一些司法档案中的庭审内容说明，那些离家出走的女性在寻求更好的生活可能，包括新的情感慰藉以及感官刺激。很多案例都是婚姻双方经常处于分居状态下发生的。战乱背景下，丈夫出于生计考虑经常外出谋生，为原本并不稳固的婚姻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缝隙。不过，在面对法官时，很多女性往往会隐匿这方面内容。作者在讨论过程中较少有这方面考虑。实际上，不应建立起经济困境与离家出走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
弃夫潜逃表明了一种家庭危机，是女性对婚姻完整性和丈夫权威性的公开挑战。1940年代的北平，绝大多数底层社会中的弃夫潜逃都不是“革命行动”，或者说，现代中国的女性解放话语在这件事情上并不适用。恰恰相反，它是妇女在现有的家庭制度内，谋求个人最大利益的一种手段。
如果本书内容仅仅局限在以上层面，它的论述深度与广度必然是有限的。作者将视野延续到了1949年之后，由此呈现出日伪政府、国民党政府与新中国前后不同政权中底层女性境遇的变化以及她们面临的全新图景。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用多种方式将女性“组织起来”，一些底层妇女获得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在北京，女性可以进入工厂，做一名女工，或者成为“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她们在工厂、学校和街道讲述自己在“旧社会”经历的苦难，以此证明她们的遭遇不是个案，而是制度性原因。通过这种讲述方式，一些底层妇女在社会和经济边缘苦苦挣扎的经历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
最后这些内容可能是作者更关注的，他讲述了北平底层女性的革命史与解放史。新中国的建立为那些底层女性提供了新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确实可以使底层女性“翻身”，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开始席卷中华大地，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观念在新中国有了新的意涵。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
原标题：《《弃夫潜逃》：为历史的边缘群体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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